人工智能的就業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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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們習慣于在始終存在、反復出現、一次又一次得到解決的經濟史現象面前，表現出盲目的樂觀態度。面對某些事件的積累，例如，金融危機之前的非理性行為和泡沫積累，盲目樂觀者會宣稱“這次不一樣了”；在面對另一些事件時，人們往往以“這在以前發生過”作為盲目樂觀的理由，以致不能在認識上和行動中做到與時俱進。人工智能（AI）對就業的影響，就屬于后一種情形。凡事預則立，面對可能的AI就業沖擊，需要澄清一些認識，確立若干政策原則。
這一次真的不一樣
技術進步對于就業的影響，從工業革命開始就是社會的焦點和研究的關注點。不過，無論是從原因窮究結果，還是從本質看到表象，這一次是真的不一樣了。
首先，這一次不再是歷史上反反復復出現的“技術性失業”幽靈，而是可以替代幾乎所有職業的終結者。從懂科學的企業家馬斯克，到關心AI發展的經濟學家薩默斯，都認為AI對崗位的替代將是全面的，一旦不久后通用人工智能出現，簡單的、復雜的、體力的、智力的，無論何種崗位將無一幸免。
其次，AI技術進步的速度之快，越來越具有一日千里、一日三秋的感覺。例如，從“土耳其下棋機器人”到圖靈1950年論文發表，經過了180年；再到1997年“深藍”戰勝卡斯帕羅夫，又經歷47年；再到名為“阿爾法狗”的圍棋人工智能于2016年戰勝李世石、于2017年戰勝柯潔，也相隔了約20年。而從ChatGPT問世到Sora的出爐，僅僅相隔一年。我們無須用任何復雜的模型來預測，只要看一看這個速度和加速度，即可得出對通用人工智能出現的合理預期。
最后，大模型AI的“發展悖論”注定了崗位的大規模喪失幾乎是必然的。陣營之間、國家之間、企業之間都認識到，占據AI技術和產業的制高點關乎生死存亡。這導致圍繞著AI的發展，形成一種類似冷戰時期太空競賽、軍備競賽、核武器競賽的競爭。并且，大模型AI高度耗能、“燒錢”（如ChatGPT-4花了4億美元，據說ChatGPT-5需要25億美元）。挖掘模型用途、擴大用戶群、提高回報率的必然方向和方式，便是提高勞動生產率，從而減少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使用。
哪些東西沒變
然而，只要人類勞動還沒有徹底由人工智能替代或者決定，或者說“人機一體”尚未普遍實現之前，就仍有一些東西不會發生變化。而且這些沒變的事物或方面越發彌足珍貴，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時間窗口。
最重要的一點就是，人仍然是主導的一方，仍然是“人告訴機器做什么”，這是使我們保持信心的根本。這一點既有技術上的含義，也有制度上的含義。也就是說，我們人類應對崗位替代的兩條根本出路，迄今尚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，雖然也需要與時俱進，不斷校正方向。
第一，人力資本依然是抵御AI沖擊的底氣，但是人類需要知道自身的所長和所短，把揚長避短作為AI時代人力資本培養的基本策略。
第二，社會福利體系仍然是根本性的托底制度，而且履行此類功能的物質條件日益增強。在AI的“崗位破壞”日益大于和快于“崗位創造”的條件下，這個理念和做法越來越重要。
就業對AI的反應方式及結果
無論是老辦法還是新思路，就業對AI替代做出反應的方式，不外以下幾種。在概括這些方式之前，我們先給出一個合理的預設前提，即AI的發展終究會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。在此基礎上，勞動者通常并且可以有以下幾種出路。
第一，轉入更高質量的崗位。這是樂觀的經濟學家始終堅信的一種結果，只不過這要求勞動者具有更高的技能與之相適應。換句話說，獲得這種新崗位的與失去舊崗位的，通常不是同一批人，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同一隊列的人，甚至不是同一代人。今后，失去老工作和得到新工作的時間缺口只會更大。
第二，轉到那些勞動生產率較低，從而報酬也較低的行業。從客觀上說，新崗位的正規化程度要低于原來的工作。從主觀上說，新崗位的體面程度也要低于原來的工作。總而言之，就業質量被降低。
第三，轉到那些人們保持著巨大的需求，卻天然具有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特性的行業。表演藝術是這種行業的典型例子。
第四，轉到由新的消費所誘致出來的崗位上。未來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，人們的品位在變化，新事物新觀念不斷涌現，因而消費的領域不斷拓展，職業類型花樣翻新。
第五，轉到因重新定義而出現的崗位上。以前不符合就業定義的活動，如今在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支撐下，可以被社會承認為“就業”。例如，如果一個人自認為是“作家”卻沒有作品出版并獲得酬勞，按照失業的調查定義，這種“在過去一周內未從事一小時以上有報酬工作”的狀態，則不被算作就業。然而，如果社會負擔得起，也完全可以認為這是一種就業。
與此相類似的情形還包括那些并不宣稱自己正在“工作”的人，即不再尋求就業的人群。另一種是無需就業。如果實施全民基本收入制度，就形成一種環境，使受到就業沖擊的一些人選擇不再參與傳統意義上的工作。
在變與不變中尋策
根據經濟史上人類長期應對技術替代就業現象的經驗，可以提出幾個原則性政策建議，即通過制度建設、政策調整、體制改革引導技術發展以及市場主體行為，盡量做到幾個“同步”：
一是保持崗位破壞速度與崗位創造速度的同步性，特別是在數量上最大程度使轉崗具有可行性。二是保持各行業生產率提高速度的同步性。三是保持AI替代勞動力的速度與培訓勞動者能力的速度同步性，盡可能縮短再就業摩擦期。四是保持生產率提高與生產率分享的同步性，這也是公平與效率統一的要求和體現。
從政府職能的角度保障落實以上原則，可以從若干既重要且緊迫的應對之策入手。
首先，加快建設中國式福利國家。對此應該強調幾點：第一，以只爭朝夕的精神，加快完善社會福利體系。第二，按照普惠的原則設計和完善福利制度。這意味著改變以往嚴格識別社會福利受益對象的理念，因為在崗位的加速流失時代，已經越來越無法區分一個人是否“躺倒”，而且AI驅逐勞動者本身具有強烈的外部性。第三，用社會共濟、社會保護和權益保障，抵消非正規就業的蔓延趨勢及其對勞動者的不利影響。
其次，大幅度延長義務教育或免費教育年限。與AI競爭的需要，一方面對人力資本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，另一方面需要更偏重非認知能力的培養。哈佛大學兒童發展中心的研究顯示，在人生的最初幾年，大腦每秒鐘能夠建立超過100萬個神經元連接，這在此后任何生命階段都無法重現。非認知能力的最佳培養時間在三歲和四歲，最理想的舉措是把義務教育延長到這個學前教育年齡。何況，勞動生產率的預期大幅度提高，可以顯著擴大教育公共資源，足以支撐更長的兒童在校時間。
最后，消除在兒童發展、教育與培訓、流動與就業、社會保障，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存在的制度性障礙。其中特別是消除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存在的制度原因。研究表明，對于孩子的人力資本培養，特別是對于非認知能力的獲得，以及他們終生的社會流動機會，父母的養育和照護具有學校和社會均無法替代的作用。因此，推動戶籍制度改革，解決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面臨的此類問題，應該置于最高的優先序。
